帝国的遗产 - [时事]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
一
大规模的械斗持续了13年，肈庆府、广州府、高州府、罗定州，广东南部的大部分疆域都卷入其中，械斗漫长、残忍、激烈，死伤人数很可能超过百万。
冲突的双方是客家人和本地人。前者是中国战乱和悲剧的缩影。两晋的五胡乱华、唐末的起义与割据、宋代的金人南侵、明末叛乱与满族人的到来，都使得最初的中原人口不断南迁。作为中原人的一支，客家人在这不断迁徙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、风俗和性格。
但“客家人”的称谓也暗示了他们内在的悲剧性——他们没有自己的家，到哪里都是“客”，正因如此他们更牢牢的抓住自己的语言、风俗和性格，这是他们内心最后的安全所在。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，尤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日渐匮乏、不安全感不断增加的时刻。
19世纪中叶的广东，正像是种种压力的缩影。在整个18世纪，大清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，到了19世纪中叶则超过了4亿，一切都变得那么紧张——从耕地、住房，到获取科举功名。比起其他省份，广东还是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的最初发源地，落魄的广东秀才洪秀全和之前历代的起义者不同，他第一次为聚合在一起叛乱者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系统，尽管它粗漏、前后矛盾，而且很大一部分来自外来世界。从海洋而来的入侵者，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。多少年来，中国习惯于来自西北方草原的挑战，所以不断的堆砌和加固长城，但这一次却来自东南沿海。新的入侵者是工业革命和帝国扩张的产物，他们不是像游牧者那样在烧杀洗劫而去，而是要求建立领事馆、教堂和交易中心、工厂。
夹杂在这两股巨大的力量中，1854年—1867年的广东土、客大械斗经常被忽略。但是它的确是中华民族充满阵痛、彼此融合的一个片段。争夺生存资源、文化、种族的隔阂，都为客家人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接纳设立了层层障碍。今天看来，客家人和广东本地人同属汉人，但在彼时，他们却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对方是异族。后者称前者为“客贼”，相信他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民族，一些时候甚至在在“客”字加上一个反犬旁，以示污蔑；广东人陶醉在自我优越感，他们也经常忘记了别的省份也经常以“野蛮人”来称呼他们，并对他们从老鼠到蛇都吃的生活习惯，有着极大不理解。本地人种族优越感更激发起客家人顽强与好斗的心理。（参见刘平著《被遗忘的战争》，商务印书馆）
东南地区的宗族械斗一直有着悠久的传统。绝大部分时刻，它起缘于再小不过的偶然事件，两家争一块田地，端午节的龙舟比赛。微小的冲突，很快让长期积压的矛盾释放出来，它由个体间的争吵演变成村落之间、族群之间的争斗。一个失败的政治系统则加剧了争斗的范围，官府既不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上的仲裁，也不提供保护，暴力成为最后仲裁者。斗争的双方求助于血缘——个人安全的最后保护伞。如今，令游人叹为观止的客家人的土楼，正是这种传统的产物，人们居住在一起，共同抗敌。整个村落，既是生产组织，也是军事组织。
政治的失败，加剧了19世纪中叶这场绵延不绝的械斗的残酷性。欧洲人的到来、太平天国在整个南方中国的空前影响，还有本地的洪军起义，让整个地方官僚系统手脚慌乱。它本就积弊已久，如今更无心也无力去应对地方上的械斗。很多地方志显示，倘若官府能够做出更快速和果断的反应，事端可能就很快平息下去。早在道光年间，一份来自福建的奏折即表明“官累月不坐大堂，终年不结一案，于是自行掳禁，仇怨向寻”。而在此刻的广东，复杂的现实则加深了问题。客家人、广府人、洋人、起义者，官府经常要借助一方来攻击另一方，然后随时忘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。不断的失望导致绝望，很多时刻对官府的失望和挫败，还有对整个环境的深深的不确定性，转化成了对械斗另一方更深刻的残忍。因为种族的差异、昔日的仇恨显而易见，是个明确的发泄口。暴力愈演愈烈，仇恨随着伤亡则不断加深、扩大。重重叠叠的复仇，让误解和愤怒的结再难解开。
一直到1867年，也就是同治中兴最辉煌的时刻，这场械斗终于结束。从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噩梦中醒来，新皇帝和一群杰出大臣们，准备重振国运。广东省新的管理者，站在广东人一方面，采取了“剿抚并用”的手段，而经年累月的械斗也使土客双方疲惫不堪，事端最终平息了，客家人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迁徙过程。一个被蒸汽轮船、电报、资本和运河重组和联结的世界，为这此迁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路。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、美洲，很多客家人（当然也有更多的广东人），为了躲避战祸、寻求生计，展开全球之旅。从旧金山的矿工，温哥华的洗衣铺老板，到新加坡总理，客家人变成了全球移民的重要部分。
在中国境内，很少有人再强调客家人的身份了，它只是汉民族的一部分。人们也经常忘记，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扩张和融合的过程，到了唐代，广东才纳如版图，福建与江西则是要到宋代，云贵高原正式接受统治中央政权的统治则是明朝末年的事了……
二
中国自身，不管是人种还是生活习性，都在这期间不断发生变化。最初统一中国的秦始皇，被中原地区称作西戎，唐代的创立者是突厥血统，被视作异族的女真人在北宋末年杀掉了黄河以北九成的汉人，我们的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，清代则又缘于关外的满族人……甚至汉人身份的出现，也比我们想象得更晚。秦灭亡很久之后，任命称自己为“秦人”，统一的秦帝国一定声威远振，“China”正因此得名。一直到东汉年间，“汉人”的说法才开始流传，与匈奴人的交战与交往，让“汉朝之人”的身份逐渐突显。
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，似乎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凝聚力，让中国像是旋风一样将更大的版图、更多的人口卷入其中。曾经的异族，不再是边缘和野蛮，也变成了中心的一部分。中国的强大与富足，也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文化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创造力。
不管人种、语言和习俗，怎样不断的杂糅，一种强大的、等级式的世界观，却一直顽固的存在着，并随着每一次统一不断稳固。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出自《左传》的名言持久的支配着对外部世界的看法。在同一种族内，它是“我类”与“异己”，在国际关系中，它则是“我族”、“异族”的区分。单一权力的结构，让整个国家内部等级森严，而这种等级感则又蔓延到周边世界。加之在漫长历史中，中国罕见欧洲内群雄并立的情况，周围世界的弱小和落后，不断反衬出她的文明和强大。如何平等的对待别人，是从未开始学习的一课。汉王朝与匈奴人的关系，奠定了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，强盛时，她傲慢与驱赶，相对衰弱时，她把公主嫁给出去，以求暂时的稳定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中国的确是一个用软硬兼施的方式统治着多民族的帝国，帝国的中心睥睨四方，等待万邦来朝。
帝国的疆域在18世纪结束时，又增加一倍。倘若比起明代的地图，清王朝的地图增加了满洲、西藏、蒙古和新疆，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。新疆的名字再好不过的体现了这种扩充过程——新的疆域。汉人口增加一倍，从18世纪初的1.5亿到19世纪初的3亿，在接下来的50年中，又增加到4.5亿。在历史学家约瑟夫•弗莱彻看来，这两个因素和欧洲人的到来，决定了未来中国命运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放在欧洲人的到来，它是一种崭新的现象，力量大得无法抗拒。也是因此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明确的疆界的概念才日渐清晰，在新近浮现的全球体系中，她不再牢牢占据着中心，面临着很多和她一样强大、甚至更强大的对手。
欧洲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外部冲击，人口和疆域的倍增，则是内在的动力——它们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，必须寻找新的方式，才能够养活如此多的人口，控制如此广袤的疆域。而近代世界又与之前的历史不再相同，中国不能再独自进行王朝因内部压力而崩溃、重组的游戏；松散的朝贡体系也不再适用。欧洲人深刻刺伤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心，一种有趣的矛盾突现出来。在勉强而艰难的进入世界舞台时，中国强调民族独立和尊严，而在对内则更沉迷于统一，用压制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满汉帝国内部的不同民族间的矛盾。
19世纪中叶，在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冲突激烈进行时，在中国内部，一些更大规模的冲突也此起彼伏。从陕西到云南的回族人的起义，云贵高原上和汉人和苗人的暴力冲突。因为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压力，是冲突的根本原因。而文化上的误解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无能，则使冲突极端暴烈、代价高昂。
但这些内部冲突，既淹没于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——南方的太平军、北方的捻军——制造的混乱中了，更淹没于欧洲人到来的新的现实中。就在欧洲人在东南沿海建立通商口岸时，西北的中国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人口压力使得南方中国人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，他们去美洲、澳洲开发矿山、修建铁路，到东南亚种植橡胶，把曼谷的大米运往汕头……同时，大批的汉人则开始向满洲、蒙古、新疆移民，那里有大片荒地等待开垦，更多的谋生机会。对于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，移民或许比军队更是对付边境压力的有效手段，宣称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此，是保持领土完整的再好不过的方法。尽管新疆已在乾隆年间被明确无误纳入中国的版图，但它的近代转变是从19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开始的，紧随着左宗堂有力却残酷的远征之后。
是龚自珍最早提出了现代新疆政策。1822年，他写作了《西域置行省议》，提出了“人则损中益西，财则损西益中”——从中原移民到新疆，获得的经济利益则为中原服务。他相信来自俄国的入侵，是清帝国首要的敌人。他的朋友魏源在20年后的《圣武记》响应了这一看法——“招华民，实归疆，变膏腴为内地，势尤顺、利尤大”。
历史充满了意外的嘲讽。更迫切的挑战不是来自西北，而是东南。龚自珍和魏源最著名的朋友林则徐，因为无力解决或错误的解决了和欧洲人的冲突，1841年从广州被流放到伊犁。对于很多汉人来说，此刻的新疆仍旧代表着荒芜与边陲，帝国中命运不济的戍边军队、难民和政治犯的归所。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群体的多元、混杂的少数民族群体，享受着很大程度上的自治。
中国改变了模样，林则徐要花上几乎一年时间，才能从广州来到伊犁。而如今，只要一瞬间，韶关的新闻就足以传遍整个新疆。广东也改变了模样，虎门的炮台犹在，布满了历史的沧桑，但是这里却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区。人们曾经拒绝欧洲来开展贸易的请求，如今却一心期待他们的资金和技术的到来。它不再是南方的边缘地带，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，现代工业的巨大齿轮将更多的材料、人力、土地卷入其中。也不仅仅是汉人迁入新疆，维族的姑娘们坐在广东的装配线前，加入了全球性的分工。
但是，误解并未随着融合而消失，新时代提供了更好的融合手段，也迅速扩大了误解的范围和程度。一则发布在网上关于维族青年强奸汉族姑娘的谣言，在韶关引发起不同民族的工人间的斗殴，并造成了两名维族青年的死亡。看得出，两方必定存在着深深的误解和不屑，以至于像是工厂中的情绪像是一个火药桶，即使虚假的火焰都足以使它点燃。对于内地的汉族人来说，这种情绪似乎可以理解。在中国的内地城市中，维吾尔人声誉不佳，他们被模式化的视作张狂、暴力、偷窃、并有某种特权，警察们经常对他们罪行坐视不理——似乎执行正义就要伤害民族情感。但同时，也很少有人真的试图去理解维吾尔人的困境，他们的信仰、习俗、历史、内心绝望与希望，他们在中国内地生活时面临的普遍性的歧视和挫败。在大部分时刻，汉族人都有一种下意识的种族主义，他们很难去真正欣赏与自己不同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弱势的种群。在很多时刻，占据着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民族有这样一种心理悖论——在国际舞台上，他们抱怨自己受挫的民族主义情绪，而在国内他们却对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忘记了自身也是一连串民族融合的产物。而维族人更因其不同的习俗和伊斯兰的信仰，尤其是在法律面前表现出的被放纵的特权，而被普遍性的怀疑，很多时刻，人们把对司法机关的不满，转移到对维族人身上。
韶关的谣言和冲突，引发了乌鲁木齐一场维族人的抗议。人们很快发现，在大街上的抗议冲突，仅仅是一场更大悲剧的表面烟雾，主要的悲剧不是发生在大街而是小巷中。一些偶然流传出来的照片和故事表明，很多人不是死于街头暴力，而是死于家中。从老人到孩子，一些极端的案例表明，一些平民的全家尽被杀戮，绝大部分是汉族人。杀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结果，它必定与恐怖组织相关。
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的悲惨程度，都使这一冲突成为新疆过去三十年历史中最惊恐的时刻。悲伤、恐惧还有深深的愤怒，笼罩着乌鲁木齐和整个新疆。情绪难以控制的激动，以至于在7月7日，一群汉族人准备进行一场报复，其中甚至有一些是温弱的年轻姑娘，一些长久居住在乌鲁木齐的人说，汉族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。倘若对中国的情况稍作理解，你会知道，倘若不是巨大的仇恨和愤怒，这些年轻姑娘是断然不会站在报复的队伍里的。
问题一下子变得无比复杂。恐怖主义者劫持了维族群体，使得他们变成了屠杀者。而汉族人太感愤怒，全然忘记了死亡的名单中也有一些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，一鼓脑将所怒气发泄到维吾尔族。这两个群体之间，本就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差距，如今更不可能。
政府的作为则加剧了这种误解。在表面上，地方政府的反应与从前不同，与一年前的拉萨骚乱相比，它似乎更开放，新闻媒体、尤其是境外媒体允许进入采访。但在内在逻辑上，却并未改变。他们先是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中，束手无策，一些绝望的求救电话很少得到响应。在7月5日夜晚的几个小时内，整个城市进入了疯狂的失控状态。
然后是推卸责任，所有的悲剧都缘于境外恐怖势力的操纵，而与自身的政策与行动的无能无关。他们也拒绝真正思考原因，一场关于热比娅的讨伐也由此开始，将这个可能并不非常能干的女人（她甚至搞错了乌鲁木齐与石首的不同冲突照片），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恐怖超人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拙劣的粉饰性宣传也随之展开，军队的进入、秩序的恢复、超市里又堆满了食品，而人们又开始在街头散步，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开始对着镜头诉说，不同民族间是多么团结，暴徒只是一小部分，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。
暴徒当然只是一小部分，稳定也至关重要。但是忽略暴力活动产生的社会基础，将压制理解为稳定，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
民族的纠纷，仍是当今世界难以解决的命题。寻求自身的独特的身份认同，是一场场独立运动（或是分裂运动）的助燃剂。在很多时刻，这种寻找走火入魔，被一种偏执的信念所控制，在这种意义上，新疆的恐怖分子，不仅于维族人或是伊斯兰教相关，更与7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、东京的奥姆真理教，或是基地组织相似，他们都是人类不可去除的邪恶的一部分。但是，专制的政治权力、粗暴的政策、失调的经济现实，更往往是这种恶的催化剂。
让我们暂不分析1949年之后的北京的民族政策对于宗教自由的限制，自治区从未真正获得“自治”的含义。仅仅在过去的15年中，政治与经济上的两个重大变化，都多少预示着今日的悲剧。根据王力雄的分析，1996年的“七号文件”标志着一种强硬姿态的表现，它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——“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”。文件发布后，对“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”的打击不断加强。但在王力雄的分析中，与文件出台前的6年时间（1990年到1996年3月）相比，“文件”出台后的5年中（1996年3月到2001年），恐怖活动显著增加了，它造成死亡人数是之前的3.67倍，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4倍。强硬的姿态，招致了更强硬的反抗。
接着是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。这股浪潮不仅带来了投资和商业机会，也让大批汉族人涌来。对于这些来自河南、四川、浙江的小商人、打工者来说，新疆只是他们另一个寻找生计的地方。他们从不会这里当作自己的家，一心想赚到足够的钱，再回家乡。而自从清代以来，政府就一直将汉人移民视作稳固边疆的最好方式。但是，对于原本占据着绝对支配力量的维吾尔人来说，他们看到恐惧和挫败。不仅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已由汉族人占据，新疆的资源不断从这里运到广阔的中国内地，不断涌来的人群，甚至将更平常的工作抢走，数量众多的汉人让他们下意识的心声恐惧——他们的家乡将最终被这些外来者淹没。是毛泽东在1956年说的吧：“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，少数民族地大物博”。
维族人将挫败愤怒发泄到汉族人身上，但事实上，两个民族都是一个巨大的、机能失衡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。从贵州的瓮安到湖北的石首，公众挫败和愤怒，发泄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系统上。在乌鲁木齐，民族和宗教问题增添了事件的复杂性。但是，我们不该仅仅把问题归咎于显而易见的民族和宗教问题，而忽略了更大的灾难来源——我们的政治体制。
另一个让人深思的角度来自西方媒体，他们下意识的站在维吾尔族一边。逻辑是一贯的，在强大而专制的北京政权和压倒性数量的汉人面前，他们是一群弱小的被殖民者，正像是高原之上的西藏人。他们对中国的理解，就像汉族人与维族彼此的理解一样，都充满了偏见。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，导致了对汉民族本身悲剧的轻描淡写，并一厢情愿的为维族人赋予了被压迫、争取自由的标签。
四
在私下里，很多维吾尔族仍把汉族人称作“契丹”。多么富有反讽的例证呀。就像每次我往返香港与北京乘坐国泰航空的班级一样，Cathay Pacific，有多少人记得，其中的Cathay不正是契丹的英文用法吗？
秦王朝的声威给中国人带来China（与Chin很近），汉、唐两朝的强大，给予了“汉人”、“唐人”的名称，而在1000年前，几乎统一北方中国的辽代契丹人给予中国另一个名称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这些昔日异族入侵者都幻化成更广泛的中国人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，充满了流血和悲剧，也有着无穷的能量与创造力。但是，如何让这种多民族、多元价值观相对平静的共处，不以征服、屠杀为代价的彼此交融，却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似乎只有唐代早期，具有如此的宽容和包容力。
而在此刻的中国，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的、强大的政治制度，让矛盾更加难以解决。就像再每一次重要政治节日上，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总是以民族特色示人，暗示了他们从未被真正平等的对待，因为猎奇和风情，从来充满了萨依德的“东方主义”的味道。很多时候，给予这些少数民族以某种特权（这种特权也在同时也在败坏少数民族本身），正是另一种不平等的延续——讨伐与和亲，都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平等关系。
但是，不管是藏人还是维族人，或是其他少数民族在抱怨自己的文化遗产、宗教信仰还有经济机会被汉族人剥夺时，广阔的汉族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——中原文明的悠久文化不也是被破坏殆尽吗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的竞争关系、贫富的差距、政治挫败，或许更加显著。民族政策的失败，只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失败的一部分。
倘若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内，眼前的悲剧并不至于造就绝望，它不是第一次，也绝不是最后一次。但是，倘若我们因此而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传统、政治体制，重新去理解我们生活的国家。它即使无法全然解决所有问题，却可能给予我们某种契机。在这篇文章完稿时，我听到了对僵化的国家主义的过度提倡，缺乏逻辑的宣传机器的粗暴和浅薄，对真实问题的不断回避，而与此同时，一位著名的维族知识分子被捕入狱，它显然不是通往和平之路的有效方法，它们只能加剧民族误解的深度，而这种误解是下一次恐怖活动的温床。而这正是我们想尽量避免的。
三
